想必那些在宗庆后离世之际，一边“买爆”娃哈哈一边“网暴”农夫山泉的人民群众，此刻一定有一种“被欺骗之后的疲惫”。

当初，他们揪住钟睒睒有个美籍儿子这件事大做文章时，绝不会想到浓眉大眼的宗庆后竟然也有三个美籍子女，而且还是私生的。

为娃哈哈奋斗了一辈子的宗庆后，在弥留之际恐怕也不会想到，自己生前捂得严严实实的私生活，死后会被子女们亲手揭起公开示众。

宗庆后对私生活的刻意隐瞒，特别是三名私生子女的美籍身份，对于那些出于民族感情而支持娃哈哈的人们来说，是个难以接受的尴尬事实，而其民族企业家形象，在群众眼中此刻也变得面目可疑起来。

舆论场随即变得气氛微妙，随着宗庆后所谓“人设”的崩塌，曾经被千夫所指的钟睒睒，一时间仿佛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，莫名其妙地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。

宗庆后和钟睒睒，只要牵扯到民族感情，在群众眼中就变成了硬币的两个面，一面朝上，另一面就要被按在地上摩擦。一方举起民族企业的大旗，另一方就立刻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。

在娃哈哈与农夫山泉的舆论较量当中，在宗庆后与钟睒睒的名誉之争当中，暗含着两个问题：

一是，国内舆论对企业家的评价标准，不再局限于其商业才能，而是着眼于其是否具有爱国情怀。“爱国”既是对企业家的最顶格评价，也是企业家在舆论场上刀枪不入的软猬甲。

二是，一个企业家是否爱国，往往要靠同行的衬托。一个民族企业家的人设能否立起来，取决于另一个同行业企业家能否被舆论打趴下。只要对方在舆论上成了黑的，那么我方是红的就不证自明。

对于第一个问题，我的看法是，将爱国与否作为评价企业家的重要标准，是营商环境走向泛政治化的信号，是公共舆论对意识形态的危险操弄。长此以往，国内将只有两种企业家：一种是爱国企业家，一种是不爱国企业家。

此外，当爱国情怀与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时，“爱国”难免会沦为谋取和交换利益的筹码。当企业家意识到表现得爱国一点能够换取更大的利益回报时，“爱国”很可能会沦为一种真假难辨的表演。

当然，爱不爱国这件事只能看客观作为，而不能看主观意图。我是“动机论”的坚定反对者，人心隔肚皮，一个人内心爱不爱国，谁也不知道。只要外在的作为客观上利国利民，就当得起民族企业家的称号。

对于第二个问题，我的看法是，群众对爱国企业家的爱戴，毋宁说是出自对所谓“资本家”的痛恨。群众需要一个爱国企业家的榜样，但更需要一个资本家典型作为痛恨的对象。

在这里，爱成了表达恨的一种方式。越是爱得轰轰烈烈，就越是恨得咬牙切齿。但爱是自私的、排他的，势必会伴随着争斗。人们在推举宗庆后的同时，不忘踩上他的对手一脚，本质上与“饭圈”的拉踩现象没有分别，哪怕对手并无可指摘之处。

所以，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，一旦被冠以“爱国企业家”、“民族企业家”的头衔，就意味着背负上一种危险而又甜蜜的负担，他必须时刻谨小慎微，保证自己的言行在与头衔相符的尺度之内，毕竟群众的眼中可揉不进一点沙子。

一场突如其来的遗产之争，让宗庆后三个隐姓埋名已久的私生子女公之于众，也让公共舆论对宗庆后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我们常说一件事已经“盖棺定论”，宗老的悲剧在于已经盖棺却要被重新定论。

写到这里，我想到香港商人李嘉诚的一番话，他说自己之所以不冠名内地学校大楼，是担心以后因为某些原因再被抹掉。李嘉诚这么说，既透着商人的狡黠，也透着智者的通透。没有冠名，自然不会担心将来被抹掉。

好比宗庆后，如果他生前没有被冠以“民族企业家”的头衔并且欣然接受，又何至于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呢？得了美名，再被抹掉，那多不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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