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边缘的残酷真相往往隐藏不为人知的角落，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内容更是伦理危机的极端体现。这类非法行为不仅摧毁受害者的身心健康，还暴露出社会保护机制的漏洞。贫困、失学和家庭破裂常是这些悲剧的根源，而互联网的匿名性则为犯罪提供了温床。打击此类罪行需多方合力：加强法律监管、提高公众意识、完善儿童保护体系。唯有直面这些黑暗，才能守护社会的底线，唤醒人性光辉。

　　【专家点评】

　　新质生产力，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、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导向的先进生产力形态，正深刻重塑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路径。不同于传统依赖资源与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，它强调新型劳动者、新型要素、新型工具和新型基础设施的融合创新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质的飞跃。其根本特征不仅体现在效率提升和要素优化配置上，更突出地表现为绿色低碳、智能集约的发展方向。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演进的大背景下，新质生产力正日益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核心动能，也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。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已初见成效。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，关键技术领域不断取得突破。2024年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13%。人工智能、量子科技、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实现多点突破，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成果相继涌现，推动我国由产业跟随者向技术引领者转变。从全国层面看，各地立足区域禀赋，围绕未来产业积极探索特色路径，在体制机制创新、技术转化、产业链协同等方面积累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，地方正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试验田、孵化器和策源地。

　　在区域发展层面，京津冀依托丰富的科技、人才和教育资源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，三地结合各自产业优势，布局氢能、生物医药、网络安全和工业互联网、高端工业母机、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、机器人等产业链。长三角地区展现出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与产业协同优势，上海、苏州、宁波等城市在智能制造、智慧交通、医疗影像等重点领域，形成多层次应用场景。粤港澳大湾区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、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，在无人机、新能源汽车、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上跑出加速度。中西部及新兴城市的探索同样值得关注，如合肥“人造太阳”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，可控核聚变技术加速迈向工程化验证；无锡打造“空天新城”，形成集智能制造、遥感应用于一体的产业生态。这些探索表明，各地正依托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，通过错位竞争和技术集聚，为新质生产力开辟成长空间。

　　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不仅依赖于技术迭代，更有赖于制度供给、组织方式与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变革。在产业组织方面，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强化产业链上下游联动，京津冀加快整车与零部件协同建设，传统制造业通过数字孪生、智能装备等新技术加快智能化转型。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，安徽出台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方案，上海推行任务揭榜制，苏州设立产业母基金并搭建量子科技人才发展平台，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制度支持体系。

　　各地实践经验表明，发展新质生产力应锚定创新驱动、绿色低碳、数实融合三大战略方向，并围绕这些方向形成系统化政策举措：在核心技术攻关上，针对量子科技、AI芯片等“卡脖子”领域设立战略性技术攻关基金，建设国家级协同研发平台，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收益分配机制；在人才培养上，强化前沿学科布局与交叉培养，在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创新密集区域试点“AI+生物技术”跨学科人才项目，制定紧缺人才清单，对关键岗位给予个税减免及“一事一议”支持；在体制机制上，探索设立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区，打破行政壁垒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，推动社保和险资等长期资本向硬科技领域配置，发展科技成果估值体系，破解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难题；在区域协同上，构建跨区域创新共同体，推动创新分工与错位发展，建立重大项目跨区域协同机制，统筹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等重点区域打造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。

　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，需要政府、企业、科研机构的多方协同。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，企业应发挥创新主体作用，高校和科研机构则应聚焦原创技术攻关，提升科技策源能力。

　　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，中国具备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实现“弯道超车”的历史机遇。通过持续创新与深化改革，必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道路，为全球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贡献中国智慧。

　　(作者：王宗润、任晓航，分别系中南大学新质生产力研究院院长、研究员)